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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的“一國兩制”大局思維
//www.CRNTT.com   2021-03-16 00:13:17


 
  4,智能思維: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可以為提升機器智能帶來契機,因為大數據將有效推進機器思維方式由自然思維轉向智能思維,這才是大數據思維轉變的關鍵所在、核心內容。眾所周知,人腦之所以具有智能、智慧,就在於它能夠對周遭的數據信息進行全面收集、邏輯判斷和歸納總結,獲得有關事物或現象的認識與見解。同樣,在大數據時代,隨着物聯網、雲計算、社會計算、可視技術等的突破發展,大數據系統也能夠自動地搜索所有相關的數據信息,並進而類似“人腦”一樣主動、立體、邏輯地分析數據、做出判斷、提供洞見,那麼,無疑也就具有了類似人類的智能思維能力和預測未來的能力。“智能、智慧”是大數據時代的顯着特徵,大數據時代的思維方式也要求從自然思維轉向智能思維,不斷提升機器或系統的社會計算能力和智能化水平,從而獲得具有洞察力和新價值的東西,甚至類似於人類的“智慧”。

  對此,中評社有深刻的感受。中評智庫基金會下設大數據中心,已經成為思考香港問題的大腦,其成果備受矚目。因為使用了大數據系統,中評社具備了新時代數據新聞的創造力。

  5,當然,大數據思維不是萬能的,也有很多問題需要克服,所以需要與辯證思維互為補充。如專家所言:大數據的解釋力並不強,它只能説明相關關係,而無法表明因果關係。這恰恰與新聞的內在邏輯相悖,新聞傾向於得出結論,即由什麼原因才引發這樣的結果。新聞生產在應用大數據時需要規避這一矛盾,通過人工調查、採訪、分析等手段完成自身的邏輯鏈條,從相關推進到因果。不僅如此,輕信大數據的預測也有一定的風險。這是個不確定的世界,有許多決定性的影響因素都無法納入模型之內,過分依賴大數據及其預測模型是危險的。大數據依託的是已經存在的數據,是基於存量(過去)的;但新聞是向前走的,是基於變量(未來)的。兩者存在邏輯上的差異。②

  對此,中評社深有體會,所以在大數據的智能分析基礎之上,加強分析員的人的作用介入,電腦與人腦的結合,缺一不可。並且如上所述,要用辯證思維來做導正,這就能夠使得新聞思維預測能力和糾錯能力都更加強。

  近4年多來,因為以辯證思維與大數據思維結合的新聞思維來推動新聞傳播,中評社對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規律認識更加深刻,對問題的判斷更加準確,對思想型受眾的需求更加瞭解。無論是運用辯證思維或者大數據思維,中評社的目的都是為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克難前行、行穩致遠而發揮傳媒及智庫的獨特力量。

  三、習近平訪港講話中的底線思維探析

  2017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迴歸祖國2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了講話,我受邀出席並認真聆聽了講話,當時有頗為震撼的感覺。因為這是香港迴歸20年來,第一次由中央最高領導人直接提出了管治香港的底線思維之策,我預感到,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有了不同的解決問題思維。我相信,掌握了習近平的治港思路與底線思維,就能掌握香港今後的實踐“一國兩制”的動向與走向。經過深入研究,我撰寫了《習近平訪港講話中的底線思維探析》,並刊發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8月號,現將文章的主要觀點再摘錄如下:

  在香港迴歸祖國二十年紀念日之際,國家主席習近平專程訪問香港,並發表了7次重要講話。在系列講話中可以看到,熱烈祝賀迴歸二十年紀念、高度肯定“一國兩制”實踐的成功、對各界提出推動香港發展進步的具體要求,是主要的構成內容。縱觀習近平的系列講話,極具歷史高度,具有鼓舞作用,為香港今後的定位做出了明確的表述,穩定了人心,展示了前途。作為中共領導核心,習近平今次關於香港問題的系列講話,其意義超越過往,非常值得香港各界認真學習領會。

  需知,習近平的治國理政思想中,藴含豐富的哲學思維。我個人對習近平今次訪港的系列講話中充分表露的底線思維運用尤為關注。因為在習近平歷年來對香港問題的講話中,都未曾如此鮮明、集中、嚴肅地運用底線思維。習近平的底線思維集中體現在《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迴歸祖國2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的四點意見裏。可以看到,在第一點意見中,習近平明確指出: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其實在其它的三點意見中,雖然沒有再提出“底線”字眼,但是完全具備強烈的底線思維。 

  習近平對香港問題的四點意見中,第一點是在“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中明確了底線思維,即:1、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2、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3、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一國兩制”底線的衝擊,不可容忍。第二點是在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中劃清了底線,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如果切割或者顛倒,即是觸犯底線。第三點是在發展與落後的關係中明確了底線思維,要抓住機遇求發展,否則“蘇州過後無艇搭”,不求發展即是落後與失敗。第四點是在“和氣”與“乖氣”的關係中明確了底線思維,強調了“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不應該縱容亂港禍港的“乖氣”的出現。

  底線思維是什麼?底線思維注重對危機和風險等負面因素進行管控,而不是降低標準、無所作為。善於運用底線思維,防患於未然,才能贏得工作的主動權。我認為,迴歸以來,在香港的管治方面乃至社會心態方面,最嚴重缺失的是底線思維。強調“兩制”、忽視“一國”,強調“完全自治”,扭曲“高度自治”,敵視國家安全,縱容製造動亂,攻擊中央權威、挑釁基本法實施,無政府主義盛行,如此等等,都是香港整體底線思維缺失的表現。底線思維的整體缺失,使得香港在政治實踐方面陷入迷茫,是非曲直難以辨識。治港者、愛港者沒有從最壞的角度做準備,沒有做到有備無患、應對有策,這對香港來説,是禍不是福。是對“一國兩制”實踐的最大危害。

  習近平指出,香港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那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我認為,“泛政治化”的旋渦之所以得以形成,實質離不開香港社會普遍存在的“漏斗思維”作怪。之所以“泛政治化”(pan-politicalization),是因為“漏斗思維”已經在上端卡住了正常的政治結構,在下端又戳穿了必備的底線。結果,“一國”的原則可以漏掉,“兩制”的另一制也可以被漏掉。“漏斗思維”其實是破壞性思維。可以説,如果沒有完備的底線思維,“漏斗思維”就將大行其道,必將分化瓦解香港的共識、危害香港的發展前途。要遏制“漏斗思維”的進一步形成,就必須明瞭以及妥善運用底線思維。

  我們還要注意到,習近平賦予了底線思維新內涵、新內容,他對港講話的底線思維中存在重要的辯證關係,需要認真學習體會。習近平的底線思維具有這樣的特點:

  一、底線與高線並存。在劃出底線的同時,可以注意到,習近平更多的是向香港指出高線所在。習近平對香港各界的各項殷切期待,就是高線。在四點要求中,底線與高線並存特點格外突出。底線思維不是要因循守舊、消極懈怠、不作為不擔當,恰恰與之相反,在守住底線的同時,既要看到風險,又要破解難題,敢於領先,敢於化解危機,掌握生機。

  二、管控與進取並存。如前所述,底線思維注重對危機和風險等負面因素進行管控。但是,習近平在劃出底線的同時,更多地鼓勵香港各界要有所進取,絕對不是唯底線論。香港在今後需要進取,就必須貫徹新理念、形成新體制、運用新辦法、發展新事業。內地的高速發展變化,已經導致香港不可能天然在先了,也必須與時俱進,打破舊思維,尋求改革與突破。

  三、守護與開放並存。在習近平的系列講話中,守護底線不是唯一內容,如何開放進取才是主要意涵。我們看得到,其中的辯證思維、系統思維、戰略思維、法治思維、精準思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且構成了主體意義。香港沒有自我封閉的本錢,必須提高對外開放、與內地加強合作的水平,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成為內地走向世界的經貿橋樑。

  對於底線思維的掌握與應用,不僅僅是香港特區政府的責任,也是中央有關部門的責任,香港的政治組織、社團、智庫各界,只要是衷心擁護“一國兩制”的組織與個人,都應該明瞭底線思維、樹立危機意識,這樣才能為香港爭取更大的繁榮發展空間。

  四、“一國兩制”話語權的缺失與中評社的新思維

  1,2014年香港發生了“佔領中環”的社會事件之後,台灣政治大學的學生對該事件的現象與本質進行了深入有益的探討,他們發現香港的話語權被支持佔中的網絡媒體主導了,其有關結論如下:③

  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研究,話語與權力緊密關聯,話語的形成與變動受到權力的控制,知識藉由權力進入話語後成為“真理”,權力則對話語的選擇有決定性影響,也就是“權力即知識(power is knowledge)”。擁有話語權代表擁有權力展現的平台。誰控制了話語,誰就有對社會“現實”的建構權力,如同荷蘭語言學家馮戴依克(van Dijk)所認為,統治階層掌握各種話語形式和手段,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控制被統治階層的言語行為、意識形態和社會認知,灌輸、誘導無權力者服務與擁護有權力者。 

  在全球化的時代下,網絡媒體的興起使得話語權的較量卻多了新的變數。過去,話語權主要操之於大眾媒體,特別是報紙和電視主宰了羣眾的閲聽取向和社會印象。然而社羣網站的遍佈和智慧型通訊器材(譬如手機、平板電腦)普及,造成民眾處理資訊的習慣改變,訊息從單向的接受變成雙向的互動,多方共享的資訊發源和親友傳播的效力倍增,因此新聞從網絡媒體的散佈速度和效果遠遠超過傳統的報紙及電視媒體,隨之而來的話語權戰場也位移至網絡場域,報業紛紛推出電子報、電視台也湧向網絡播報的形式。

  在此次佔中事件,話語權的競爭主要呈現在支持/同情佔中,以及反對佔中之間,其中又有香港與國際媒體、主流與獨立媒體之間的相互競合。由於主流媒體擁有廣大的受眾資源以及強力的傳播工具,使得進入網絡後得以透過與相同立場的獨立媒體或社羣合作,形成與主導輿論。在佔中事件中可以發現,網絡場域形成重新解構權力的新平台,掌握權力的統治階層儘管在傳統媒體上的影響力仍舊牢固,但是網絡上的影響力卻大為遜色。有人説“網絡是窮人的原子彈”。從第二次大戰時期至今,原子彈造成傳統戰略思維的大改變,如今二十一世紀,網絡媒體主導了溝通與傳播的話語權戰爭,在佔中事件的新聞傳遞上大放異彩。

  真是旁觀者清。台灣的學生如此尖鋭地、敏感地發現了香港特區政府在網絡媒體中失落了話語權,但是,有關各方卻麻木不仁,不予重視,更不會着力去改正、去管控。在2019年下半年的“反修例”期間,任何人穿上黃馬褂,就可以變成記者,很多人在現場做的並不是記者的工作,即使有新聞有圖片,也是以反政府為目的,而反對派不僅死死抓住網絡媒體的話語權,還全力以赴去抓國際話語權,最終導致了香港特區政府處在百口莫辯的極度尷尬地位,造成了失去話語權之後更加大的亂局,有專家批評説:一向以來,特區政府對輿論引導都是放任不管的態度。有人説香港的言論實在太自由,這突出表現在政府完全不考慮社會輿論的發展走向。特區政府在鬥爭中不斷失卻話語權。

  2,香港問題的話語權長期失落是不爭的事實。近些年來,通過大數據的觀察分析,我們清楚地瞭解,不僅是傳統媒體,在自媒體方面,香港問題的話語權都不在特區政府方面,也不在建制支持者方面。特區政府出現了話語貧乏症,幾乎把《基本法》念成了《聖經》,但是任何主張及政策一旦出台就被醜化、被污名化,只能吃啞巴虧。從中評社掌握的大數據來看,在社交媒體輿論場上,超過60%的用户一度站在了建制的對立面,形成了建制在輿論場陷入了“輿論黑洞”的危機。話語權是影響社會發展方向的能力,失落話語權的後果就是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亂流,甚至是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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